从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国国有银行、决策部门提高QFII额度,到近期国际风险基金热衷于参与国企改制、投资重型机械、水泥等实业领域,近几年外资进入面广而量大,有论者称之为新洋务运动。

　　把国际资金流入中国市场、参与中国改革的过程比做"洋务运动",并不恰当。

　　发端于百余年前的洋务运动,是在西方新兴工业国家的军事与经济的巨大压力下,由当时的中国政府内部一些官方人士发起的"自改革"努力,肇始于军事工业,进而延伸到新型工矿业、交通运输、教育等领域,以官办为本,只谈技术改造、资金来源、公司业态的外在模仿,不触及制度。而目前外资大量进入我国,则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动选择,其内容远超出技术、经济业态等表象上的摹仿,更有对于以落实产权和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为主的经济发展的制度路径选择的含义在内。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非要将此轮以徐工等大型国企和以中资银行对外资的开放视作新洋务运动,那么,这一轮运动成功的标志就是,是否能以牺牲部分市场的方式,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得产权找到最终的拥有者,让国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主体。

　　正像笔者曾经撰文指出的那样,判断徐工此次重组改制能否成功,凯雷所带来的资金量并不是主要依据,我们更应该关注凯雷能否像摩根等基金那样,在进入蒙牛后重组企业的法律结构与财务结构,并帮助蒙牛在财务、管理、决策过程等方面实现规范化,帮助企业设计一个能被股市看好的、清晰的商业模式,并最终成长为一家被国际资本市场所接受的、规范的、具有成长性的公司。有迹象表明凯雷正在向这方面努力,例如,为徐工与国际著名的重型机械公司之间建立合作的桥梁,董事会构成的巨大变化,也将为徐工带来全新的理念与经营模式,但目前对结果下判断还为时过早。

　　外资的参股在银行领域已出现一些制度变动的迹象。以建行为例,通过外资参股导致的股权结构的改变,一系列推进国有银行的法人治理的完善举措,从董事会到基层网点操作人员的行政性收入激励机制,正在建立的过程中。在美洲银行协助下,建行集中力量推进零售银行、全球现金管理、风险管理和信息技术等五大类共12个项目,以美洲银行的管理理念,渐进地改变分支机构对现有权力和利益的依赖。这些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质性演进,很难说哪些是外资参股带来的益处,但不可否认,外资参股具有促进作用。

　　但这些成果可能是虚弱的。不管是徐工,还是建行,或者凯雷和摩根斯坦利,都面临着一连串的约束条件。以徐工为例,到目前为止的几次重组改制都由当地政府主导,其结果是徐工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虚弱的实体,而不得不尽快寻求新一轮重组。银行业同样如此,如城市商业银行的重组,经历了国内民间资本参股的失败,地方政府行政主导模式也未见起色,在资本金等硬性指标的倒逼下,使得国外金融机构入股甚至控股成为终选。

　　这样逆向的倒逼式的选择,突显出以往在政府主导下国企的重组改制,这一表面上的市场化手段其实是虚假的市场化这一令人难堪的真相,也使得市场问题更多地与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改革的环境并不宽松。

　　从外资所有者的产权硬性约束,反向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是目前新洋务运动的路径。这一路径能否成功,取决于约束的刚性程度,政府对于制度改革的决心,以及地方政府在本土企业与引进外资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等一系列条件。虽说新洋务运动成功与否尚有待时间检验,但历史经验已经反证,不触及制度的洋务运动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