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谋福利，是“十一五”重要议题。“十一五”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也是一个“民生的规划”。体现民意，集中民智，亲近民生，是规划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的创新。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出现穷人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富人则更富的不利局面。

　　现实的问题是，衣食住行里，穷人更关心住，问题的焦点是穷人买不起眼下的楼盘。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1000美元。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数字后，多种矛盾有可能集中凸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可能增多，若处理失当，就可能面临失衡的危险。

　　面对“穷人”问题的政府和商人

　　对“穷人”的问题，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开出的一个“药方”是 “一揽子”解决方案：从保证其劳动所得，提供低廉住房、养老保障等社会服务，到关注其精神上的尊严和归属感；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有关部门祭出的杀手锏依然是加快经济适用房建设，经济适用房拉低了平均房价。但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总是犯低级错误，在开发经济适用房时，光考虑政绩而忽略真实的“穷人”的需要。经济适用房在某些地方被指像别墅，这里无需再举例。去年成都有一经济适用房发号时，很多人排队，甚至走后门。当真正开始销售时却门庭冷落，原因有三，交通不便、房价偏高、户型太大，这种开发怎么与“穷人”利益挂钩？无独有偶，湖南长沙专门建了一幢农民工居住楼房，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住进去，原因还是有三，一是集体宿舍(8人一间)，二是租金不低(每人一月50元)，三是没有厨房，这种房子不但没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带来更多问题。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很多时候是凭着想象为“穷人”办事，没有从心眼里为其着想，走的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两极路线。

　　另一方面，依流行观点，低档楼盘、解困房是政府的事，与开发商无关。开发商要赚钱，要对股东负责，这是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为富人还是为穷人盖房并不是一个问题，哪怕是为穷人盖房，一般说来也要赚钱的，而到底是赚富人的钱还是赚穷人的钱更合乎道德，恐怕也不那么好定论，但说到底富人的钱更好赚。

　　因此，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富人的辩手，任志强强调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市场的责任，绝不能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今天不行，100年之后也不行。他始终坚持“不要让所有的百姓都买房子”，一定要建立社会住房保障制度，由政府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商品房市场就是“富人”的市场。在穷人需求被压缩的情况下，房地产商不“为富人盖房”还能怎么办？这些言论尽管曾有被误用之嫌，但这种被“误解”也是有来由的。

　　笔者认为政治与经济从来不是对立的，开发商应该有社会责任和道德律，有的事光说不做，有的事只做不说。管好你的嘴有时比盖栋楼更重要。只要一降价就一定会触及地产商的利益，可能这从今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也能体现：今年上榜400人，地产商112位，占总数的28%，比去年下降17个百分点。

　　地产商也应作为

　　由于经济适用房是由政府减免地价并核定开发利润率的，有些开发商采取暗箱操作，打经济适用房的牌子，却做着商品房的生意。除政府之外，开发商难道没有责任吗？开发商应该有点人文情怀，为穷人做点事，不可总强调住房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退回去十年二十年，你还是穷小子时，李嘉诚荣毅仁对着你喊，房子是修给富人的，你有何种想法？做人要厚道，不要太冷峻。

　　中低档楼盘的缺失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开发商的事。穷人买不起商品房，政府又无力提供福利房，于是“不给福利给自由”，允许他们“私搭乱建”，由此形成的是“孟买式”贫民窟，这远不是一句“无奈”可以了结的。在解决社会住房问题的过程中，政府要做的是，提供住房福利，例如廉租公屋，这是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稍有经济实力后都会做的。像纽约的哈勒姆、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区，这些也被俗称为贫民窟的社区，与“孟买式”贫民窟其实截然有别，它们实际上是经过规划的廉租公寓楼群，建筑景观与配套设施应当说不差，只是因为社会秩序与治安不良，才有贫民区之名声(这些不属住房讨论之列)。二是通过政府干预帮助穷人购买，如批出优惠或免费地皮，规划低标准住宅区以降低房价，提供优惠贷款，鼓励支持二手房市场等。

　　同等重要的是，地产商应有点草根精神，为百姓着想，这也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否则房地产发展的大环境不能得到保证。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里提出，赚穷人的钱并帮助穷人，我们的房地产商需要这种境界。

　　《金字塔底层的财富》作者普拉哈拉德也说，穷人同样有品牌意识，渴望消费国际品牌产品。实际上，只要采取一些方法，如将瓶装大袋装改成小袋包装，穷人就可能会尝试去消费，同样地产商把房价降低些，户型改小些，穷人依然可以通过贷款购房，穷人市场依然有可为。穷人的底线：小些、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