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证券市场后我一直非常重视我的权益。

　　1993年11月，我用600元购买了300张马钢认购证，进入了证券市场。按4%中签率中了12张，我以每张300元卖掉5张，剩余7张以每股3.45元购入7000股马钢。当时马钢流通股为6亿股，是证券市场的"航空母舰"。开盘当天规定只能抛售30%，我以4.20元价格卖出2100股没有成交，当天最高价格是4.10元。在以后的半年时间内，上证指数从1000点跌到了300多点，马钢最低价格为1.21元，我损失了70%，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证券市场的风险。这个时期，我惶恐、伤心、怀疑，怀疑自己这个武汉大学经济类专业的毕业生看不懂证券市场，没有能力规避股票市场的风险；同时质疑，政府股份制改革的步伐是否太快了？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到底应该如何定位？

　　1994年6月，我以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身份参加了马钢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我是唯一的散户投资者，我向董事会质询：马钢股票价格和当年分配的利润为什么与招股说明书承诺的大相径庭？虽然发言规定只有3分钟，但我第一次体会到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应该享有的知情权。

　　1994年7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的"三不政策"使上证指数在两周内从300多点涨到了700多点，马钢也从1.21元涨到了3.51元，我果断地抛出了全部股票。拥挤不堪、大汗淋漓的交易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还参加了南京化纤的股东大会。

　　1999年，我买了600889南京化纤。当时这只股票总股本8000万，流通股3000万，每年每股收益保持在0.30元左右，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在10%左右。2001年当股价涨到14元以上时，我因为贪婪没能盈利兑现抛出股票，反而在恐惧的熊市中被牢牢地套住。2005年最低时跌至2元左右，我是懊恼、后悔。在几年中，我每年都去南京化纤参加股东大会，最大的收益就是与董事长沈光宇和总经理丁明国面对面对话，就会计数据和投资收益提出自己的疑问，就近期改造和远期投资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都十分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会后，证券事务代表朱斌用专车送我去厂部各车间了解生产情况，详细介绍生产工艺，生产成本的构成。他告诉我，哪些成本是自己能消化的，例如水，他们水处理系统除了自给外还能外供一部分，成本相对较低；哪些成本是自己无法预计的，例如棉花和浆粕。南京化纤需要通过增资配股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市场需求。参观后，我对这家上市公司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了解，虽然股票被套，我反而在低价区进行了增持。到2007年卖出变现，获利60万元，这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只股票。

　　在我投资经历中，最难忘的是2003年2月去沈阳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上市公司锦州港会计数据虚假陈述案。我还同时起诉了承销商广发证券、辽宁省证券公司、审计师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这是我第一次以股东身份拿起法律武器维权，面对的是被告从北京、上海请来的专业律师团。第一次双方交换证据时，四家被告给我的证据材料厚达40公斤，重达10多公斤。我必须从零开始学习证券法律知识，要完整、准确无误地对被告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按当时股价6元、流通股2亿股、诉讼标的600万股计算，可以计算出有99.5%的流通股东放弃了诉讼。因为诉讼前途是渺茫的，无法预知输赢，而打官司的诉讼费、路费和食宿费必须个人支付，被告强势和原告弱势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对于专业律师来说也无法预期结果。在司法质询时，朋友肯定地告诉我，根本不需要浪费这些无谓的时间和精力，这类官司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但我没有放弃。这个官司从2003年打到2006年，历时4年，我5去5回，行程3万公里，经常是凌晨3点从我所在的马鞍山出发，乘一天一夜火车至次日早上8点赶到沈阳中院。当天在法院办完事再返程。有一次夜里21点从沈阳北站上车，第二天早上7点到天津站仍然无座，而且是连续三天三夜吃饭无定时，更不要说睡觉了。如果没有超常的韧劲，没有必胜的信念，根本无法坚持下去。几年中，大部分原告都分期分批在协商中退出了坚持。这里要感谢沈阳中院民事庭法官金庆宝帮助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以调解结案，我获得了70%的赔偿。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依法维权的甘甜，同时也让我感到对弄虚作假的上市公司和中介组织打击力度不够，违法违规成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