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报上看到某日本企业员工“过劳死”。国内也有这样的事情。说白了就是员工太勤奋了，不知道歇一歇，像上满了发条的钟表，最后猝然倒下。现在看着市场上的成交量，感觉钞票也太勤奋了，整天折腾个不停，会不会有一天也“过劳死”呢？

　　回顾资本主义上百年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经济危机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从小学的《社会发展简史》到中学、大学、研究生的《政治经济学》，一件上衣和三十斤大米交换了好多年，对经济危机也是再熟悉不过了。工厂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大桶的牛奶往太平洋里倒，奶牛则被宰杀或活埋——资本主义真是罪恶，这么多好东西糟蹋了，这不是作孽么？咱还喝不上牛奶哩。

　　那个时候那样做，肯定也是出于无奈。资本家们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最有利，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当时经济机制下的产物。但回顾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似乎经济危机的形式已然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工人，因为工人大不了失业，而股市里的投资者则被打得分文不剩，还可能负债累累。这就是说，经济危机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年是“生产高涨—过剩型衰退”，现在则是“资产泡沫破灭型衰退”。

　　为什么会这样呢？当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是准确的：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说白了就是一哄而上，导致生产过剩，然后一败涂地，最后一哄而散。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一是资本主义初期企业家心性不成熟、经验不足，二是信息传递慢，从美洲到欧洲，船要走几个月，黄花菜都凉了。

　　后来，电报发明了，再后来电话发明了，飞机上天了，网络也出来了，信息的传递速度越来越快，从封建社会的“八百里加急”的飞骑报信到每秒三十万公里的电信传递（每秒绕地球七圈半），信息的问题解决了，打开电脑可以看到纽约、伦敦、香港、东京的股市信息，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大大减少了。

　　实体经济生产的盲目性可以减少但不可能消除，因为人性的弱点永远无法消除。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钞票总要有地方去，如果不进入实体经济领域，那就要进入虚拟经济领域——股市、债市、房市、期市，钱没地方去就很着急——扑进股市，股市有了泡沫；扑进期市，就把有色金属抬起来了；扑进房市就把房价折腾上去了；憋得没处去的钞票们一通乱窜，一进古玩，蝈蝈葫芦蛐蛐儿罐扶摇直上，一进艺术品市场，徐悲鸿黄宾虹吴湖帆的作品一飞冲天，一进普洱茶，茶饼变成了金饼，一进宜兴紫砂，茶壶变成了玉壶……

　　钱呀，就这么窜来窜去，弄得哪儿都是泡沫。钱虽然窜来窜去，但各处的泡沫还在；就像一只钻进被窝的耗子，窜到哪儿，哪儿的被子就鼓起来，但耗子并不在那儿停留，又窜到别处去了，最后整个被窝都鼓起来了，但耗子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等到有一天人们忽然发现耗子不知道哪儿去了，于是信心崩溃，所有的泡沫都破灭了，所有纸面上的富贵一律“归零”。从微观上看，家庭发现自己的资产大大缩水；从宏观上看，报纸会说有多少万亿的财富蒸发，相当于多少年的GDP云云。

　　究其原因，就是钞票跑得太勤奋，钞票过于劳累，于是泡沫产生，钞票“过劳死”的时候，泡沫破裂。

　　日本房市股市双双破灭，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归根结底就是钞票太累了，这一歇就是十年。钞票歇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没法快速旋转了。金本位制必然导致通货紧缩，因为黄金的储量存量开采量满足不了人们的想象力，满足不了经济快速增长的资金需求；而美元本位实际上是纸币本位，必然导致滥发货币导致货币贬值，何况货币贬值又符合本主的利益，墨辊一推就出钞票，谁不想多印点呢？

　　钞票多了没处去，就窜来窜去，兴风作浪，把泡沫吹得一蹋糊涂不可收拾，最后暴跌来了。

　　日本前车之鉴，自是后事之师。我们要汲取什么教训呢？按说，日本的泡沫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因为其国家基本建设已经完成，新干线也修了，钞票如洪水泛滥，吸收不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我国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就不仅仅是栽跟头的问题，而是错失了发展的良机。

　　流动性泛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钞票多了，还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那里，是好事。中国不存在吸收资金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土地太需要资本了——中西部大量干裂的土地完全可以吸收泛滥的洪水，钞票多了没什么不好，把公路修到村里，电话网线铺到村里，农民能看电视能打电话能看期货玉米多少钱一吨，那就好了，钱多了不是正好办事么？把开发西部的使命顺便就完成了，洪水被土地吸收了，多好呢？只是千万不要某县政府修了个小天安门，某镇政府修了个白宫——洪水应该灌溉浇地，这是国计民生，如果用来养金鱼，那就麻烦了。

　　流动性泛滥是坏事，也是好事，只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正义，来把坏事变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