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挤泡沫”的人，并没有说清楚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把泡沫挤掉。其实，就像魔术师至今也没有表演出把气泡吹小的杂技一样，还没有哪国政府成功地挤掉过股市泡沫，所以并没有像反通胀的货币政策体系那样，有成形的宏观调控工具来应对资产泡沫。有位学者用香港特区当年救市的案例说明政府应该平抑股市泡沫，殊不知这正好是一个反例。在政府如何应对资产泡沫的政策选择中，政府的授权机构是应该在事前干预还是在事后介入呢？显然，香港金融危机时期的政府介入是在股市危机发生之后，而不是在股价不断攀升之时。这恰恰证明了格林斯潘的理念：泡沫只有在破裂之时才会消失，所以政府只能在泡沫破裂之后采取行动来降低损失。在格老任内，虽然他也曾多次评论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却从未采取任何“挤泡沫”的行动。我在美国证券业执业12年，也从未听到过有哪家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给美国政府出过“挤泡沫”的建议。

　　建议政府“挤泡沫”的声音来自于方方面面，最近的《财经》（2007年第12期）上，谢国忠先生又在呼吁“政府出台更多更严厉措施”。谢先生是少数用赌场理论解读股市博弈的学者，他也承认“泡沫难驯”。既然如此“难驯”，为什么还要把这个难题出给中国政府呢？又有哪位经济学大师说过政府必须承担“驯服股市泡沫”之责呢？在没有政策工具和授权机制的前提下，建议政府出台更多更严厉的措施居心何在？

　　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政府和市场“两手并举”，这就是学界公认的“混合经济”。所以，经济学并不排斥政府干预，但是坚决反对政府的为所欲为。经济学家的良心是为人之本，我们显然不能以是否有良心来评价对股市的趋势判断。有全局观念的老一辈担心股市房市的投机风潮会放大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担心股市的财富效应会引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这种担忧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股市房市的火爆的确会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改变现有的社会平衡。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绝不是把股市泡沫捅破所能解决的。非理性繁荣作为市场周期的一种形态，已经多次被实践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牛市思维作为市场情绪的一种表现，也是在牛市之中无可厚非的理性。投资人的理性在普通人看来往往就是非理性，所以才有股市的非理性繁荣，才有非理性预期的合理性。

　　用香港股市的估值水平低于内地来证明内地股市的泡沫，进而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挤泡沫”，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市场价格形成的基础是供求，证券化率高的市场说明供大于求，证券化率低的市场说明供低于求。依此类推，香港的高证券化率和低市盈率是一种平衡，内地的低证券化率和高市盈率也是一种平衡，虽然目前还没有人研究过二者之间的比率关系，但是用两地股市的市盈率做简单类比就建议中国政府采取激烈行动，至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人们也常常用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来论证中国股市的“疯狂”，却几乎无人看到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也是高市盈率的，其平均市净率更是远高于国内股市，怎么就没有人批评美国股民的“赌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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