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生指数猛涨与积极不干预主义
    
  香港回归前后,股市经历过几次牛熊交替。恒生指数最近20年的走势是:1987年探底1894.90,1994年上摸12599.20;1995年探底6890.10,1997年上摸16820.30;1998年探底6544.79,2000年上摸18397.57;2003年探底8331.87,2007年9月已上摸24978.61。那么,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的香港股市,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1997年之前,香港股市的上涨,已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长的速度。1997年恒生指数的最高点,比1987年的最低点上涨787.66%。1997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78973亿人民币元和13550.21亿港元。而前者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仅14928.3亿人民币元,10年中的年均增速为19.28%。恒生指数在这10年中的平均涨幅则为24.40%。同期,香港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很小。因此,资产泡沫的特征已经显现。一些投资者期望香港回归后,上市企业业绩有大幅增长。

  香港作为离岸市场,有自身的局限性。香港市场以非居民为交易对象,因而被公认为国际上重要的离岸市场之一。不过,在H股、红筹股诞生之前,香港市场上市企业结构单一,主要业务大多在本地。来自欧美国家的企业,只有汇丰控股、渣打集团两家。美国、英国等离岸市场在吸纳其他国家企业前来上市上有更多的案例,并且,本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香港以弹丸之地,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十分有限。这样,它就与美国、英国等离岸市场有着重要区别。这意味着其实际承载力也不一样。H股诞生于1993年,至1997年,H股上市公司已有40家。但中石化、中石油、中国人寿工商银行、中国电信、中国神华等规模大的公司当时均未上市。而后来终止上市的北京燕化石油化工、吉林化学工业、镇海炼油化工等,则可以算当时H股中的主流品种。红筹公司也存在类似情况。由于上市企业少,且规模不是很大,港股投资者分享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成果的途径仍非常狭窄。而主要依赖香港地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又难以跟上股票市值膨胀的速度。

  亚洲金融危机对相关国家和地区股市的影响并不相同。1997年,马来西亚吉隆坡指数、韩国综合指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综合指数、菲律宾马尼拉综合指数、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东京日经225指数、中国香港恒生指数、印度孟买Sensex指数、中国台湾加权指数依次下跌51.98%、46.64%、44.59%、33.21%、30.99%、21.19%、20.29%、14.17%、9.97%。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日本的情况要与众不同一些。1983年,东京日经225指数尚报收9927。至1989年,该指数已报收38916,再到1996年,东京日经225指数报收19361。经过7年的调整,该指数已经跌去一半以上。由于长期走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日本股市反而显得相对平静。笔者认为,主动挤泡沫,是使日本股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未出现短期暴跌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该指数仍平缓下跌,至2002年报收8578.95。1997年的香港股市跌幅与日本接近,并非事先主动挤泡沫的结果。背靠中国内地以及“一国两制”政策的优势,极大地增强了香港居民的信心,当然这并不表明香港股市的投资价值要比周边股市高一些。相比之下,韩国等股市此前的猛涨,则为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提供了温床。

  经过连续上扬的恒生指数,有透支未来的倾向。自1997至2005年,恒生指数主要是在箱体内运行。直至2006年,该指数才又创新高。2007年9月14日,该指数上摸24978.61,仅比1997年9月7日形成的最高指数16820.30上涨48.50%。2006年和2005年,内地和香港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10871亿人民币和13845亿港元。这意味着,1997年以来,其年均增速分别为11.53%和0.26%。1997年以前港股投资者预期本港企业业绩会大幅增长,因此不符合事实。2000年以来,为推动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巨无霸”H股公司和红筹公司不断上市。这才让港股投资者真正地分享了内地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为巩固香港的离岸市场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即使如此,在H股公司和红筹公司权重超过香港市场一半的情况下,最近10年恒生指数年均涨幅也仅4. 03%。1997和2007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分别上摸8340.10和14121.04。这意味着该指数在此期间年均涨幅为5.4%。香港股市一向追随美国股市。它又有内地快速增长的经济作支撑。但最近10年的上涨幅度还不如美国,这恐怕只能归咎于恒生指数在1997年以前上涨幅度过快。

  恒生指数在1997年以前上涨幅度过快,与当时的香港政府推行积极不干预主义(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有关。西方国家历史上曾普遍实行只强调政府维护法律和秩序,取消对贸易和物价实行法律限制的经济体制。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由经济主义抬头。香港两任财政司司长郭伯伟和夏鼎基都坚持积极不干预主义。这给港股连年上涨带来了政策环境,并使以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香港市场有机可乘。2006年9月11日,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明确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并不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就股市而言,恒生指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也将因此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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