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资本市场结缘较早，而且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我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躲都躲不开，那才真叫一个“绕不开的市场情缘”。

　　1983年9月我进入财政部工作。1985年、1986年围绕国库券发行难的问题，我们就开始进行研究，期待从发行体制包括发行方法、发行手段上寻求突破。记得那时下班后，我与国债处的几位年轻同志还经常一起探讨，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我先后撰写了一批文章，如《招标：改革国库券发行方法的思考》、《开放国库券流通市场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我国国债发行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实行多元化国债结构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论我国发行短期国债的可行性》等，发表在《财政研究》等权威刊物上，获得了一定影响，对国债发行体制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间接地催生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而且，因为在研究国债发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资本市场有了初步的认识，产生了兴趣，最终导致我决定“辞官下海”。

　　1993年我到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证券部工作，1995年2月23日发生的“327”国债期货事件震惊了中国资本市场，并直接导致国债期货市场的中止。“中经开”声名鹊起，名声远扬，但也就此埋下了“终结”的种子。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调查、舆论的压力、社会各界的看法，对“中经开”的形象及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后来反思，如果中经开能严格遵循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1994年给中经开证券部所作的指示：“开拓证券业务，加强制度建设，严格内部管理，提供一流服务”，在高速扩张的同时，狠抓内部管理，严格依法合规经营，“中经开”就会避免牵涉到“327”事件、“长虹事件”中，也会避免以后因为“银广夏”、“东方电子”事件而引发的被关闭、撤销的命运。

　　1997年初，香港回归前夕，我被选派到香港中资四大家族之一的“港中旅”工作，组建集团证券部。当时香港市场正处于“红筹股”爆炒阶段，各种借壳、买壳、收购、重组、注资的概念满天飞，股价普涨，不断创出新高，遍地是金。但香港回归不久，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量子基金等一批对冲基金掀起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为了应对挑战，保护香港投资者，保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维护香港稳定，中央和港府都在密切关注，研究对策。我也应约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参与了有关部门、单位组织的专题会议，并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以国内期货业应对风险采取的调整交易规则的经验，说明主权政府有权根据情况改变“游戏规则”。在中央的支持下，1998年8月香港特区政府顶住压力，一反数十年的“不干预”政策，动用1180亿港元外汇基金入市购买投机者狂抛的大型蓝筹股，当天的成交量达80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当时盯盘，看得我惊心动魄。这一场不得不打的金融保卫战，事后证明，不光保卫了香港，也保卫了中国，保卫了东南亚，甚至保卫了世界金融体系。针对当时香港股市弥漫的悲观情绪，我在1998年1月和10月先后两次在《香港经济日报》上撰文，分析亚太经济与中国内地经济形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香港证券市场现状、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紧密关系，指出香港经济与股市将受惠于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和内地在港上市的红筹和H股公司而率先复苏。

　　1999年9月我奉调离港，商调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时，有同志质疑我的工作经历“由鼠变猫”是否合适。后来听说是当时的证监会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席陈耀先同志一句“以毒攻毒”的话救了我。就这样，我进入审核处工作，后来又调到机构监管一处，专门负责综合类券商的监管工作。正是在一处工作期间，我们出台了《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谈话提醒制度》、《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规则》等规章制度，为证券公司的监管改革做了有益的探索。

　　2004年5月的一天，当时我已到广东证监局工作，突然接到会里通知，要求第二天到证监会开会，内容保密。我匆匆赶回北京。第二天会议室坐满了相关单位、部门的同志，会领导亲自主持会议，会场气氛十分严肃。这才知道是“德隆系”事发，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决定组织力量对“德隆系”直接控制的三家证券公司派驻现场工作组，现场监控、处置和化解风险，确保市场、客户、社会稳定。会里决定，由我担任恒信证券工作组组长。从此我踏上持续四年的风险处置之路。在长沙处置恒信证券风险半年后，我调回风险办，在庄心一副主席指挥下，先后参与了31家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工作，干得很辛苦、很艰难、也很值得。有人评价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镕基总理果断地处理了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国家注资，剥离不良贷款，使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后来席卷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中躲过一劫，挽救了中国的银行业。

　　今年6月，我的工作又再次变动，新的工作与新的挑战又在等待着我。我与资本市场的情缘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