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元回流的形式与收益风险

　　历史上的美元回流主要以石油美元形式出现，石油输出向原油资源消耗大户美国出口并赚取美元盈余，又通过持有美元资产的形式将美元回流于美国，并使其拥有较为充足的资本以拉动经济增长并维系全球经济平衡；随着新兴世界国家的崛起，国际资本流动更倾向于美国与新兴市场的逐利行为，美元回流形式更倾向于出口导向型的新兴体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向美国进行融资；就从美国国债占比情况而言，日本一直是最大的持有者，而从持有增量来看中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的债券市场远远大于其股票市场，对于全球债市而言也是居于主导地位，尤其是美国国债市场是美元回流与国际资本趋利行为的重要场所。也就是说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收益与风险适度情况，在更大程度上会影响美元回流的幅度。我们知道对于不含期权的纯国债来说，高通胀引起的加息预期是其面临的最大利率风险。本轮美国经济下滑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调整过程中，在次贷危机的外部冲击下经历了一系列的降息动作，但是在缓解国债贴现成本基础上也在加速美元的贬值程度，与出现的资源约束局面一并推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因此，美国经济在进入第二阶段的调整过程中伴随着高通胀预期，对于纯国债市场而言利率风险因素在变相加大。

　　因此，目前谈及通过持有美国国债方式进行美元回流还未时尚早。只要高通胀问题没有达到明朗化的程度，纯债券性质的国债市场，尤其是中长期债券将面临较大的利率风险，从而削弱投资者资本利得空间。在初始投资成本既定情况下，高利率期限结构势必造成息票收益受损和降低原始本金的现值，从而降低长期债券的持有者投资收益。这也是近期日本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份额逐步减少的主要原因。

　　3、资金有可能继续流入中国市场

　　一旦美元不能回流，那么国际资本必然寻找新的投资增长点。就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而言，经济处于发达阶段的欧元区与日本，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具备吸引外资的经济基本面；美国经济衰退出现对外需求弱化，与欧元区、日本货币相对美元升值时，欧洲与日本以高成本为基础的工业制造产品势必受到挤压，经济增速将与美国出现同步下滑；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共生模式中，新兴市场国家是初级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地，发达国家是终端需求国，欧、美、日经济同步下滑在抑制以中国为主的加工制造国经济回落的同时，也在削弱大宗资源国的出口需求，并最终带动全球经济的同步回落，视为本轮全球经济调整的终点。也就是说，资源出口国与加工制造国的经济下滑要滞后于经济发达的终端需求国，那么，当前国际资本自然追逐的就是经济发展尚有较大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与需求未有回落的稀缺类大宗资源。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体国家经济增量恰恰可以约等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量，也就是说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速远远高于包括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新兴国家实体经济的崛起必然带动其虚拟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与其它新兴体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安全边际。中国处于世界制造国的中心地带，不在于其经济增长靠出口资源所带动，而在于其具有较为完善的产业加工制造体系和相对熟练的劳动力。在吸收东亚、拉美其它新兴体国家基础原料的同时，也在向这些追赶型的中小国家和发达国家出口产成品。也就是为何中国的GDP增速与就业率人数要远远优于其它新兴体国家的关键所在。

　　三、经济双底结构中积极布局中级反弹

　　显然按照我们对全球通胀博弈演绎经济底部的判断，中国实体经济的底部还有一个长期过程。

　　首先，就下半年来讲，中国经济仍是一个以PPI为主的通胀推高与实体经济利润继续下滑的过程。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判断出PPI回落与经济底部出现的逻辑，但是我们却不能精确判断出PPI见顶以及随后的经济底部的时间，可能只能判断出PPI见顶与随后的经济底部将出现在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这样的区域。这实际上正是下半年的尴尬所在。不过我们只要关注我们的逻辑过程中的某些现象，特别是PPI持续上升与真实需求回落迹象明显时，按照我们的逻辑就能推演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第二，在我们的逻辑中，即便是PPI回落后可能出现一个经济或者市场低点，那实际上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而不一定是中周期的最低点（当然，从幅度上来看可能与中周期的低点区别不大），所以未来的经济可能是一个双底结构。那么当第一个底部出现后，市场将出现基于成本压力缓解的中级反弹。而真正对于中级反弹布局有意义的，将是基于对PPI回落后利润变动的理解。

　　第三，从估值上看二级市场已经进入了合理或者被低估区域，预计这种情况不会长时间出现。虽然经济处于衰退期，但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活力还是非常强的，毕竟中国还有潜在8％的增长，所以A股市场长期全面被低估的可能性很小。下半年的调整将是一个孕育着生机的调整，因为对于中级反弹的布局可能即将或者已经开始。